我躲在门后。一片黑暗里，我能看到的，只有近在咫尺的门把手。外面的人在试着开门。因为反锁的缘故，门把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转动，它被左右拧动的样子，像是濒临死亡、正在蹬腿的某种机械昆虫。
曾几何时，我也是这么躲在门后，听着一个人的脚步声慢慢靠近。往事和当下重合，我的眼睛睁大到眼角发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想要驯服住狂跳的心脏，它疯狂的状态，似乎在挑衅我勉力镇定下来的精神。我握着棒球棒，手指不受控制地发抖。一分钟像一万年那么长。
门外的细碎声音再次消失，死一样的静寂像壮阔却也使人溺亡的海洋一般折磨着我的大脑。不能预测的下一秒使我痛苦，使我软弱。
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像一只蚂蚁，在无序洪流般的生活里，奋力挣扎，希望能在沧海中寻一浮木，或者渴望海底能生出一棵巨树。金钱、爱情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，不管人信奉什么，似乎只要有所倚仗，一生就能稳固。我也不能免俗。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，既然被人抛弃，无人需要我，那我就奔赴他人的需求，从中获得满足感。
我二十五岁之前的倚仗，是我第一天当警察时宣下的誓言。现在它们已经荡然无存。
我还拥有什么呢？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声音打破死寂。有人在呼唤我。
他喊道：“阿余。”
我的身体已疲惫僵硬到麻木，下意识地，我抬头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我知道是他。
来人是张明生。
我死也不会忘记的人，我在梦中也不会忘记的嗓音，我曾经深深惧怕的脚步。
作为一个警察，我深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如何形成，又是如何摧残一个人的思想。但当我这一次紧握武器，精神紧绷地蛰伏在黑暗里时，听见张明生的声音，我竟觉得得救。
隔着一扇门，我终于重新开始大口呼吸。
张明生说：“把门打开。”
我依旧握着棒球棒，只是空出了另一只手，笨拙地，发抖地，拧开了门内的锁。
刚拉开一道门缝，一道白色的光就钻了进来，在我脸上扫了一下，又投向卧室更远的深处。
我猜应该是阿山，只有他会这么鲁莽，他站在张明生身侧，拿手电筒往里照。
张明生用手压下他的灯筒，对他说：“应该在浴室，去把他们抱走。”
我没有出声。张明生一下子就猜到了小孩藏在哪里。他能猜到，和他一样的变态，也一定能猜到。虽说地方有限，一下子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，但我还是感到后怕。
阿山侧身从我身边走过，浴室的灯亮着，可可和小元一下子就认出了他。我听见他们高兴的惊呼，身体也松懈了不少，只是强劲的心跳还是很快，咚咚作响，一时慢不下来。
张明生仍然站在门外。